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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超級“黑天鵝”事件，以突襲方式阻遏了世界經濟脈動。正在成為疫情中心的美歐主要國家領導人都面對不同程度的“保經濟”難題，嚴峻局面迫使主要國家領導人快速打開前輩決策者們當年的危機應對工具箱并重組操作系統(tǒng)。其中，國有化便是一個經典政策藥方代表，有些歐洲媒體甚至開始討論這是不是疫情沖擊面前歐洲經濟的救命稻草。

盡管在經濟繁榮時期，美歐財經領袖、市場人士與經濟學家們，甚至包括一些媒體，都對國有化多有批評。在最具資本主義底蘊的英法兩國，當執(zhí)政者發(fā)現(xiàn)既有應對措施在新冠疫情面前經不起大規(guī)模試錯時，立即重拾“國有化”。例如，為避免英國鐵路運輸集團因疫情沖擊而倒閉，英國政府宣布暫停鐵路特許經營協(xié)議，鐵路系統(tǒng)隨即進入國有化程序。

而在稍早，法國財長表示政府將采取一切措施支持法國大企業(yè)。如有需要，政府將支持包括兩大汽車巨頭在內的企業(yè)進行國有化。財大氣粗的德國政府不僅拿出7500億歐元的一攬子刺激與救助方案，還警告海外投資者不要對戴姆勒、大眾、寶馬等德國王牌企業(yè)進行惡意收購，德國政府必要時將全力援助本國企業(yè)。至于全球第一經濟大國且經濟基本面目前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仍算較好的美國，面對新冠疫情在全國引發(fā)的金融沖擊，不僅宣布將國家切換到緊急狀態(tài)至4月底，還通過了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預計該法案將為航空公司等遭受疫情沖擊的企業(yè)提供5000億美元援助。假如疫情沖擊超出政府此輪救助能級，相信華盛頓將把凱恩斯主義的大旗越舉越高。

屆時，共和黨政府的國有化運動將與民主黨人桑德斯的美式社會主義旗號一道，成為2020年美國政經生態(tài)的兩大標志性印記。美歐國家政府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超大規(guī)模系統(tǒng)性風險沖擊的關鍵時刻再度擁抱國有化，背后的政策邏輯與操作手段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場景高度相似。假如將時間光譜前推到1933年，則過去87年來，無論富蘭克林·羅斯福還是小布什和特朗普的華盛頓執(zhí)政團隊，在國家經濟處于生死存亡的非常時期時，均無一例外地將自由資本主義教條拋在一邊，祭出在危難時刻一再被證實最管用、也最具動員力和執(zhí)行力的“國有化”大招。即便危機時期的這些措施與他們一向宣揚的自由資本主義理念背道而馳，可謂自我打臉，也全然不顧。

倘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還在世，想必會大肆抨擊美國政府對積極不干預的資本主義市場原則的粗暴踐踏；倘若與“中央計劃經濟”不共戴天的哈耶克能夠活到上一輪大危機爆發(fā)的2008年，他也一定會拼命跺腳并譴責一向標榜自由資本主義的小布什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實則是個徹頭徹尾的變色龍；倘若作為上世紀30年代著名“社會主義大論戰(zhàn)”的兩大主角——路德維?！ゑT·米塞斯和奧斯卡·蘭格重回人間，蘭格或許將致信米塞斯，約定開啟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zhàn)的續(xù)集，并嘲笑米塞斯：你可以贏得一時甚至一段時期的爭論，但不能贏得永遠。經過300年打磨的資本主義制度演化史一再證明，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個假命題，是在黑板經濟學里才能得到完美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假定。而經濟政策尤其是特殊時期的經濟政策，本質上服務于政治，或者說是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的。無論擁有最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美國，還是經典資本主義云集的歐洲，其執(zhí)政者盡管平日里經常抨擊國有化或國有企業(yè)的“弊端”，可一旦到了危機時刻，國有化往往又是他們眼里扮演白衣騎士角色的國家天使。這是一種國家理性。畢竟在危機時刻，沒有哪一位政治家敢在國家最為倚重、具有系統(tǒng)重要性的一些企業(yè)面臨突然死亡危險時選擇袖手旁觀。

鄧小平同志當年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段至理名言在今天看來尤其具有歷史的穿透性。一直特別崇尚自由的法國，對國有化的價值有著獨特認知。法國1946年的憲法曾明確宣布：“所有一切已經具有和將要具有為全民服務或事實上具有和將要具有壟斷性質的財富和企業(yè)，必須全部成為全社會的財產。”而且時至今日，法國一直執(zhí)行著某種意義上的“計劃市場經濟”，國有經濟成分廣泛滲透到涉及國計民生的一些工業(yè)企業(yè)和金融業(yè)等關鍵領域。同樣，二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也一直試圖在國家干預和放任之間找到平衡點。

例如，當凱恩斯主義因為撞上滯脹之墻而失靈后，新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盡管影響甚大，但無法制止政府干預經濟的本能與沖動。而由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糅合而成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失業(yè)—通脹關系、經濟周期和政府政策的新理論。但在政策手段超高的時任總統(tǒng)克林頓看來，還是把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中和起來最為現(xiàn)實，于是克林頓政府既反對完全放任，又反對過度干預，因而造就了美國經濟的一段巨大繁榮期。至于后來的小布什、奧巴馬以及今天的特朗普政府，也都不斷在兩者之間尋找最優(yōu)均衡點。美歐發(fā)達國家在新冠疫情嚴重沖擊經濟的非常時期再度擁抱國有化，雖然為的是救市，保住資本主義經濟的命根子，但也向歷史上不止一次發(fā)生的那樣，再一次為“國有化”這個被它們反復污名化的經濟藥方正了名。至少眼下，它們應該不會急著給“國有化”貼上不公平競爭的標簽了吧。

作者章玉貴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來源|環(huán)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