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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成為全球疫情發(fā)展的中心區(qū)，而且日益轉入了持久戰(zhàn)階段。瑞典官方12日決定停止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統(tǒng)計，也不再對輕癥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1天之后，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家瓦蘭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要防止嚴厲的抑制病毒措施造成“反彈”，而如果絕大多數人都得了輕微的疾病就能建立某種“群體免疫力”，更多的人就會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這個說法似乎是給瑞典的做法加了個注腳。雖然“群體免疫”是否是既成政策還有待英國“官宣”，但輿論場已經出現(xiàn)了抗疫存在“嚴控模式”與“緩解模式”兩種模式的說法。

控不好，哪來延緩

今年3月5日，歐洲傳染病監(jiān)測與防控領域的專業(yè)期刊《歐洲監(jiān)控》（Eurosurveillance）發(fā)表了一篇關于歐盟疫情防控可能前景及其應對的文章。其中描述了病毒傳播在歐洲發(fā)展的三種可能走向：第一類情景是病例數量少，感染鏈條清晰可溯；第二類是有限的持續(xù)傳播，病例數量上升，但以聚集性病例為主；第三類情景與當前歐洲的情況最為接近，即隨著疫情大范圍持續(xù)傳播，衛(wèi)生保健系統(tǒng)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由于獲取具體病例數據并追蹤密切接觸者變得無法實現(xiàn)，此時的防控目標將從控制轉變?yōu)檠泳彙?/p>

換言之，延緩其實是在疫情已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能防能控的機會窗口失守后的不得已之舉。歐洲國家早期無一不是采取密切追蹤輸入性病例的措施，沒有哪個國家在疫情爆發(fā)之初就提出“延緩”的口號。

與此同時，延緩也不意味著政府可以袖手旁觀，任由病毒如野火一般蔓延。Eurosurveillance的文章對上述第三類情境給出了采取四種主要措施的建議：一是減少社會接觸，例如取消會議、文化與體育活動、建議遠程辦公以減少可能的感染；二是簡化報告程序，通過流感監(jiān)測體系監(jiān)測病毒在社區(qū)內傳播，這樣隨著時間推移，將充分了解病毒傳播的速度、廣度與嚴重程度；三是要做好準備，以便對需要醫(yī)療護理的病人進行有效分流；最后，還必須與公眾進行大量的風險溝通工作，以確保他們知曉如何應對疑似感染，以減輕醫(yī)療系統(tǒng)的壓力。

如果這些措施也不起作用，感染面積廣泛，那么很小比例的重癥病例也可能使衛(wèi)生保健系統(tǒng)承受沉重壓力。這時應當考慮在整個歐盟或歐洲經濟區(qū)內重新分配醫(yī)療資源，甚至使用其他醫(yī)療地點以提供保障。

上述措施似曾相識。論文作者是否參考了中國的防控經驗或者世衛(wèi)組織與中國的報告，這一點我們不得而知。但既然該論文可以通過西方學術期刊的“同行審查”機制得以發(fā)表，說明這些措施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反映了一些專業(yè)人員的意見和共識?？刂撇《緜鞑ケ緛砭褪茄泳彂?zhàn)略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嚴控和延緩并非非此即彼，二者選一的問題?？夭缓茫蜎]有延緩。

英德是同一模式？

關于這個小標題所提出的問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對疫情控制對策和戰(zhàn)略解釋得很清楚，“在德國，各種公共衛(wèi)生部門所做的大量努力，目的在于盡早發(fā)現(xiàn)病毒，盡可能拖延病毒在德國的蔓延”。但是，2月底，隨著德國大量家庭從法國、意大利的滑雪勝地度假回國，國內感染數字激增，并迅速從南部和西部地區(qū)向東北部蔓延，由此不得不進入所謂的延緩階段。

3月11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就疫情問題首次舉行新聞發(fā)布會，表示“我們在拖延時間”。她指的是德國政府將采取較為靈活的管控措施、通過延緩感染高峰出現(xiàn)的時間以便讓醫(yī)療系統(tǒng)做好準備。但是這位直言不諱的總理也承認，德國60-70%的人口可能受到影響。這和瓦蘭斯所說的話含義不一樣，這不是什么政策目標或是安全底線，而是情況失控后的悲慘后果。如果就此把英德捆綁起來稱為同一種模式，德國人恐怕未必同意。

德國已經做出了一些改變，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會，包括足球賽、大型音樂會等，柏林著名的夜總會Berghain不再舉行大型聚會，柏林國際旅游交易會（travel fest ITB）和萊比錫書展（Leipzig Book Fair）也被取消。甚至有衛(wèi)生專家認為德國采取的這些行動“比意大利北部更加嚴厲”。不過，德國尚未宣布關閉學校，也沒有管制出行，因而在防控上被看作更加“輕便和靈活”。

這些措施要真正起到拖延病毒傳播的效果，還有賴于民眾的配合。德甲足球賽雖然空場進行，但是大量球迷聚集在場外為主隊加油。要人們突然改變握手、擁抱等親密接觸的行為習慣，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因此，雖然德國依然被認為是可能延緩病毒蔓延的國家之一，但“拖延”和“減緩”政策要成功發(fā)揮作用，還有賴于說服公眾配合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

“群體免疫”既非延緩策略，也不可行

回到開頭提到的“群體免疫”政策。如果英國和瑞典政府果真采取了放任民眾感染獲得免疫力、繼而形成“群體免疫”效果以實現(xiàn)疫情控制的政策，那絕對不是延緩策略，而恰恰是其反面。毫不意外，此番言論一出現(xiàn)，便受到了許多醫(yī)學專家的批評。這不僅僅是一個毫無倫理底線的賭命輪盤式的運作，而且也根本不可實行。

就全球性的傳染性疾病防控來說，確實有群體免疫的說法。例如，在麻疹問題上，世衛(wèi)組織就一直強調，要防止出現(xiàn)疫情爆發(fā)，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實現(xiàn)95%以上的免疫覆蓋。這樣，接受了疫苗接種的人群可以為其他的易感人群提供保護。接種疫苗不僅為自己，也是為他人。可惜的是，麻疹疫苗的全球接種率一直徘徊在86%，每年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死亡。不過通過接種疫苗獲得群體免疫和通過自然感染獲得群體免疫，顯然是兩個概念。

第一，疫苗的安全性已經經過層層驗證，出現(xiàn)不良反應的概率非常小，而且大部分是頭暈、惡心、頭疼、注射部位疼痛等不嚴重的反應。效用大于毒性，且毒性可以監(jiān)測是疫苗使用的基本原則。即便這樣，大家都知道，在注射疫苗后也有30分鐘的留觀時間。但這一前提在所謂“群體免疫”策略中完全不存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有相當部分會發(fā)展成重癥甚至是危重癥，需要醫(yī)護人員嚴密監(jiān)測病程發(fā)展。英國要求輕癥病人自行在家隔離，病人如何得知自己何時應當尋求醫(yī)生的幫助？普通人忍受著高熱、干咳、乏力的痛苦的同時，如何還能理性決策？

第二，疫苗注射是個可控的過程，可以通過恰當的接種策略使效用最大化。例如，在根除天花運動中，世衛(wèi)組織的專家提出了“環(huán)圍接種”（ring vaccine）的策略。對天花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及其周圍人群開展接種，“圍堵”病毒。這樣用最少的資源取得了最大化的群體免疫效果。剛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應對也采取了這一策略。但要新冠病毒這么“聽話”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何根據衛(wèi)生系統(tǒng)的承載能力，保證病毒按部就班地感染一小部分人？然后他們身邊的人——尤其是脆弱的老年人口和有基礎性疾病的人群，要在周圍人完全康復之前好好保護自己，務必少感染甚至零感染？要“有序”地實現(xiàn)群體免疫，難度比嚴防嚴控、挨戶排查、應收盡收難多了。

第三，目前關于新冠病毒的認知還不充分，康復后獲得的免疫力是終身的嗎？病毒會發(fā)生變異嗎？而且，目前存在兩種類型的病毒毒株，一次感染能夠雙保險？這些問題不得到回答，群體免疫的那一套理論就無從談起，因為它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犧牲現(xiàn)在為未來的爆發(fā)做好準備。

作為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家，考慮不到這些問題令人匪夷所思。群體免疫絕對不是延緩策略的同義詞，它都談不上是一種公共政策，不過是替防控不力進行辯護的歪理。如果非要說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什么模式可言，我看只有兩種模式——積極防控的模式和消極無為的模式。采取后一種模式的政府，不僅是對本國人民生命健康的不負責任，無疑也是國際防控合作的害群之馬。

作者湯蓓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