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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為各國經濟帶來了發(fā)展機遇與繁榮。根據(jù)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jù)，從1980年到2019年，全球GDP總量從11.5萬億美元增長到88.6萬億美元，增長近7倍。

然而，全球化并非一帆風順，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興起，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經貿摩擦持續(xù)升級，全球化進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強。盡管對全球化的走向、影響爭議不斷，但合作共贏、多邊主義仍是國際社會的最大公約數(shù)。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既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貢獻者，又是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捍衛(wèi)者。在日益復雜的地緣沖突、經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疊加的環(huán)境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在最近發(fā)表于財新網(wǎng)的文章中著重探討了全球化進程的演變與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新策略。文章認為，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是應對逆全球化挑戰(zhàn)的根本之策。

自從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簡稱特朗普）開始為自己挑選未來的內閣成員以來，貿易領域的官員就是中國人關注的重點。從現(xiàn)在已經披露的消息來看，特朗普在貿易領域的高官很可能會是一個對華強硬派的組合，這對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事實上，特朗普并非僅針對中國。就其貿易政策而言，特朗普可以說是一個全方位的美國保護主義者。他宣稱要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但其他國家他也沒放過，甚至是美國的盟友。這使得各國政府對這位即將上任的美國候任總統(tǒng)充滿了擔憂，人們甚至不禁要問：廣泛的貿易戰(zhàn)是否即將出現(xiàn)在這個星球上？

我們可以再把視角拔得高一點，二戰(zhàn)后全球化逐漸興起。國際貿易快速發(fā)展，資本流動規(guī)模日益擴大，人員交往也越來越頻繁，地球村正不斷接近實現(xiàn)。這種狀況極大的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我們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其負面效果也在侵蝕著其政治基礎。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提高了經濟效率，但它也沖擊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例如美國的部分制造業(yè)工人就因此失去了工作機會，這些制造業(yè)工人的訴求在這次的美國大選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

盡管將自身的失業(yè)完全歸咎于全球化有失偏頗，但這些制造業(yè)工人的訴求是實實在在的。假如不能得到這些人對全球化的支持，那么我們又如何能確保全球化的繼續(xù)推行呢？假如我們不能夯實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基礎，那么全球化可能就會像沙灘上的城堡一樣，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大贏家對此不可不察。

全球化并非當然而然的結果

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大多數(shù)人的記憶僅能維持幾十年，這意味著我們對全球經濟的感觸大多來源于最近幾十年發(fā)生的事情。二戰(zhàn)后，人類在總體上實現(xiàn)了長久的和平，這使得各國有了集中力量發(fā)展經濟的空間。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fā)展，全球化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出現(xiàn)了跨越式的發(fā)展，但這一切是當然而然的嗎？

假如看看全球化的歷史，我們就會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不。僅僅在100多年之前，全球化就出現(xiàn)過大規(guī)模的倒退，而且這次倒退持續(xù)了很多年，直到二戰(zhàn)后全球化才重新恢復過來。

根據(jù)公開資料，第一次全球化出現(xiàn)在1870年到1914年。當時國際貿易以年均4%的速度增長，從1870年占全球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的10%增長至1914年的20%。國際資本流動以年均4.8%的速度增長，占全球GDP的比例從1870年的7%增長至1914年的20%。

伴隨著貿易和資本的流動，全球GDP增速出現(xiàn)了明顯的提升。從1870年到1914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為1.3%，而從1820年到1870年的增速僅為0.53%。更重要的是，那些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取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速，例如日本。

然而，1914年爆發(f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一戰(zhàn)導致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出現(xiàn)了大幅倒退。即便是在戰(zhàn)爭結束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全球化仍未恢復到戰(zhàn)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各國紛紛祭出了各種各樣的保護主義政策，例如英國讓英鎊脫離金本位，允許其貶值，并對進口商品增加關稅。這些以鄰為壑的政策嚴重打擊了本已孱弱的全球化進程，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二戰(zhàn)的爆發(fā)。

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標志著第一次全球化的徹底崩潰。在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看來，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全球化并非一個當然而然的過程，其是可以逆轉的；第二，全球化的逆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全球化并非當然而然的結果

鑒于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轉及其災難性的后果，二戰(zhàn)后主要發(fā)達國家開始構建新的國際經濟體系，其核心的一點就是要啟動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非常幸運的是，中國這次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機，實現(xiàn)了多達數(shù)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

二戰(zhàn)后，主要發(fā)達國家建立了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盡管在早期各國對資本自由流動進行了限制，但國際貿易一直是在持續(xù)增長的。而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之后，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限制也逐漸取消，國際資本流動的規(guī)模日益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出現(xiàn)了一片欣欣向榮之景。

和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日本類似，在這次的全球化中，誰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化，誰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東亞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就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但隨后一個更著名的經濟奇跡浮現(xiàn)了出來——中國的增長。

中國在1949年結束了內戰(zhàn)，但如何復興經濟卻成為了一大難題。一開始中國仿照蘇聯(lián)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但和蘇聯(lián)一樣，這套體制的表現(xiàn)并不盡如人意。貧困的局面迫使中國在1978年改弦易轍。幸運的是，當時中國政府并未選擇閉門造車，而是采取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積極加入國際生產鏈的經濟發(fā)展方式。換句話說，中國熱情地擁抱了全球化。

正所謂自助者天助。就在中國擁抱全球化的同時，第二次全球化也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中國擁有龐大的體量和一批高效低價的勞動力，大量國際資本于是開始流入中國。在干中學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效率越來越高，能生產的商品的附加值也越來越高。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實現(xiàn)了長時間的快速發(fā)展，這使得數(shù)億人脫離了貧困。在近現(xiàn)代經濟史上，這是空前的。假如以后印度經濟不能實現(xiàn)持續(xù)高速的發(fā)展，那么中國經濟的崛起很可能也將是絕后的。

就像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日本一樣，中國是這次全球化中的大贏家。中國通過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聯(lián)系，直接學習了發(fā)達國家的成熟技術，承接了發(fā)達國家轉移出來的產業(yè)。雖然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但從現(xiàn)價美元匯率的角度去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匯率來看，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就在短短的幾十年前，中國仍是一個弱小的、不被人重視的經濟體。因此，雖然全球很多地區(qū)對全球化都頗有微詞，但在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一直是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

得內需者得天下

對中國來說，支持全球化是一個正確的立場，也是我們討論全球化問題時的基本態(tài)度?，F(xiàn)在的問題是雖然我們支持全球化，但很多國家都已經在對此抱有懷疑，甚至敵對的態(tài)度，“脫鉤”這樣的說法不脛而走就是證明。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呢？

從短期來看，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戰(zhàn)恐將難以避免，而其他很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情況也不容樂觀。

作為中國來說，一方面要堅決維護全球化的大局；

另一方面要在不對現(xiàn)行國際經濟秩序進行實質性破壞的前提下，與相關國家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維護自身的合法合理利益。

然而，這些做法都是著眼于短期的戰(zhàn)術性措施。假如基本問題不解決，中國仍然維持一個龐大的貿易順差，那么這些措施轉圜的余地就會越來越小。從根本上來說，中國需要的是結構性的改革，而這個改革就是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我們發(fā)展經濟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費。投資所需的資金來源于儲蓄，即當下沒有被消費的收入，但投資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增加將來的消費。

其次，隨著時間的流逝，投資存在較為明顯的邊際收益遞減的現(xiàn)象。在中國經濟最不發(fā)達的時候，投資的回報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是很高的，這時候保持一個高投資率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增長。

但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回報率高的投資項目會逐漸減少。假如這時候再去依賴投資推動經濟發(fā)展，那么其帶來的可能更多是債務的堆積和無效的浪費。消費則不同，能夠抑制人們消費欲望的只有商品和服務在供給側的稀缺，當我們能夠通過降本增效來大量供給商品和服務的時候，擴大國內消費既是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目的，也是一個可持續(xù)推動經濟增長的工具。世界經濟發(fā)展史證明，要想讓一個大國的經濟獲得持續(xù)增長的動力，推動國內消費需求是經濟效率最高、國際關系成本最低的辦法。

最后，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變大，貿易順差無法成為帶動經濟發(fā)展的主力軍。中國在人口和地緣政治上一直是一個大國，但在過去中國在經濟上曾是一個小國。當時中國出口增速高，貿易順差增長迅速，但總體規(guī)模還比較有限。世界其他國家對此雖有不滿，但大體上還能忍受。然而，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是一個巨無霸了，每年數(shù)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對貿易逆差國的經濟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說來有些好笑，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多賺錢，少消費，這是一個被人稱頌的美德，但在國際貿易領域，這卻是一種備受指責的行為。假如世界上只有中美兩個國家，那么中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是互為鏡像的。中國人把工作都做了，美國人雖然可以享受更多便宜的商品，但卻損失了相關的就業(yè)，這就是一些美國制造業(yè)工人不滿的地方。

中國政府已經著手積極調整政策以促進消費。政府不但在促進民眾消費本國制造的產品，也在引導大家更多的消費別國生產的產品，這也就是增加進口。中國從2018年開始在上海舉辦年度的進口博覽會（簡稱進博會），就是在積極促進外國商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世界，發(fā)達國家曾長期扮演著需求方的角色，現(xiàn)在它們不愿意再承擔這種角色，這正好給了中國機會。

假如中國現(xiàn)在除了舉辦進博會之外，還采取結構性的調整政策，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從目前40%左右的水平逐漸提升到60%左右的水平，那么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會得到緩解甚至消失，而進口的增加也很可能會使得貿易順差變?yōu)橘Q易逆差。在現(xiàn)在的經濟發(fā)展階段，一定量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有利于中國經濟和居民福利的。

因此，擴大內需，尤其是國內的消費需求，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才能提振消費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促使地方政府從經濟建設型轉為公共服務型。

現(xiàn)在居民消費不振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招商引資，提供的公共服務有局限性，老百姓不得不用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的方式來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在目前的體制下，地方干部的考核主要看重GDP。要在短期內提振GDP，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大投資，尤其是大型工業(yè)企業(yè)投資。為了吸引大型工業(yè)企業(yè)來本地投資，地方政府有時會向這些企業(yè)提供廉價土地和稅收返還，但這么做是需要花錢的。于是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的手段從住宅用地上籌集資金，這等于是從居民身上征收一筆隱形的稅收來補貼工業(yè)企業(yè)。

這樣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積極性遠大于提供公共服務；二是住宅用地和住房價格過高，這降低了本地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錢自然會減少。

要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著手一系列改革。

●首先，我們需要弱化GDP在地方官員考核中的權重，讓提供公共服務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其次，要采取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之間為吸引工業(yè)企業(yè)來本地投資而過度競爭；

●最后，改革土地財政，減少地方政府通過土地來征收隱形稅的行為。

第二，改善社保。

改善社保的邏輯很簡單，就是減少居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風險，降低其儲蓄率，讓大家更敢于消費。

第三，進一步放松戶籍管理。

戶籍制度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其將一部分本應享受地方公共服務的人剔除在外，使這些人不得不用更多的儲蓄和更少的消費來規(guī)劃其日常生活。

第四，加強資本市場競爭，激勵企業(yè)分紅。

居民消費不振的原因除了不敢消費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收入不足，因此要提振居民消費，增加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這方面的政策建議很多，比如給民眾發(fā)消費券，這些措施都有道理，但筆者認為有一點容易被忽略，就是中國的上市公司分紅不足，這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回報率，減少了其收入。要激勵企業(yè)分紅，最好的辦法不是去制定法律強迫其分紅，而是引入更強的競爭，促使上市公司將更多的利潤回饋給投資者。這樣既可以增加投資者的收入，也有利于中國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實在是一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

最后，筆者要強調的是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帶給了我們巨大的福利，但也造成了很多問題?，F(xiàn)在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會拿全球化開刀，這對中國的根本利益是一種挑戰(zhàn)。對此，中國必須積極應對。要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中獲勝，我們就必須采取堅實有力的措施去提升內部消費需求，這才是王道，這才是正道，這才是中國應該早日著手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雙循環(huán)”的觀點為中國經濟指明了發(fā)展方向。相信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