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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否讀過《史記》，你一定都知道司馬遷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名言，以及他忍辱而生、傾盡畢生精力撰寫《史記》的故事。想要了解中國歷史，《史記》是部繞不開的經(jīng)典。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它與《資治通鑒》被并稱為“史學雙璧”。魯迅先生也給予其“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這部史書究竟蘊藏著司馬遷怎樣的觀點與態(tài)度？如何理解他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家之言”？在中歐北京校區(qū)“合聚課堂”上，作家楊照先生為大家解讀了司馬遷的深情的歷史精神。

很多人知道海明威，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國小說家。海明威有很多重要作品，他成名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我們的時代》中寫了一個叫做尼克的小男孩與其村醫(yī)爸爸的故事。一天深夜，尼克和爸爸被人叫醒，乘坐獨木舟來到了位于印第安人保留區(qū)的一個部落。那里有一個女人難產，急需尼克爸爸的幫助。

他們剛進入印第安人的帳篷，便聽到了女人慘叫的聲音。父親在快速診斷之后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在沒有麻醉藥、沒有手術刀和手術床的情形下，用剖腹產的方式幫助那個女人生下孩子。這個小說從尼克的視角描述了他的父親如何救死扶傷，但小說的玄機卻不在此。

女人分娩成功以后，尼克和父親從帳篷走了出來，他們發(fā)現(xiàn)原來守在產房外的神情緊張的男主人——那個即將當父親的男人卻割腕自殺了。這個男人無法忍受在帳篷里面發(fā)生的事情，他不知道妻兒是否能夠活下來，在強大的心理壓力下他沖動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情對于小尼克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在回城的獨木舟上，尼克問了爸爸一句，“人要死容易嗎？”尼克的父親看似簡單卻意味深長地回答了兒子的問題，“It depends.（視情況而定）”

這個答案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死亡并非有一個固定答案。我又聯(lián)想到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他曾提醒我們，“死亡不是人類經(jīng)驗”。人不可能體驗死亡，但以怎樣的方式看待死亡，或者選擇以怎樣的方式走向人生的終點卻是最艱難的人類經(jīng)驗。

真的“好死不如賴活著”嗎？

在中國歷史中，春秋算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時代。因為西周建立起來的貴族制度，春秋時期存有一種與我們平常所熟悉的民間諺語“好死不如賴活著”截然相反的獨特生命態(tài)度：當個人處境與自身的貴族身份不相匹配時，就不應該茍活于世了。

中國傳統(tǒng)戲曲里有一出很有名的京劇叫《伍子胥過昭關》。伍子胥的父兄均被楚平王殺了，他從楚國逃到了吳國。一路有追兵，他想要渡河，這時有個漁夫把他送到了對岸。伍子胥下了船之后走了一段，又回頭跑過去跟漁夫說，我在逃亡，如果有人追來，請不要告知我的去向。漁夫說，請放心，我絕對不會讓追兵知道你往哪里去。伍子胥繼續(xù)向前走，回頭一看，漁夫從船上跳進河里淹死了。

伍子胥走到城下，饑寒交迫，這時有個洗衣服的老婦人救了他并給他飯吃。他走了一段又想起來回頭跟老婦人說，等一下如果有人來問，請不要說我往哪里走。老婦人說，你盡管去。伍子胥往前走，待到一回頭，老婦人跳河了。

漁夫和洗衣服的婦人為什么要跳河？在他們看來，在人的生命價值當中有太多比活著更重要的東西。他們不能忍受當傾其所有幫助了一個自認值得幫助的人的時候，對方卻懷疑自己會出賣他。因此，他們就用一種決絕的方式挽回自尊。這種“賴活著不如好死”是春秋時代所產生的非常特殊的生命價值，我覺得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和文化的關鍵轉折點。

司馬遷與《史記》的“命運共同體”

《漢書·司馬遷傳》是除了《史記》之外認識和了解司馬遷最為重要的史料記錄，其中的《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獄中好友任安的一封私人書信。司馬遷寫了這樣一段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發(fā)、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p>

這段話的關鍵詞是“辱”，他討論的是人的尊嚴在受辱之后層層降級的概念。我們甚至可以感覺到這段話是一口氣寫下來的。男性遭受閹割的腐刑是司馬遷所理解的最下層的恥辱，這甚至不應該是人所能忍受的。作為一個春秋時期思想的推崇者，司馬遷在《史記》中記錄了很多人物，他們受到不與身份相稱的刑罰卻茍活于世，余生都生活在深深的懊悔之中。

為什么司馬遷自己口口聲聲說“刑不上大夫”，卻在遭受了宮刑之后，仍然選擇活在世上？我們或許可以從這封信上窺探一二：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草創(chuàng)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p>

他以這種方法告訴任安：你以為我受了宮刑后能夠接近皇帝，就會沾沾自喜或者期望我利用權力為你求情，這是對我的誤會。這種權力是我視為恥辱的事情，如果不是因為要撰寫《史記》，我死不足惜。

至此，《史記》不再只是單純的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這部作品與生命個體之間產生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聯(lián)系，這在浩渺的人類文明史中都是不曾有過的獨特奇觀，也成為了《史記》的重要特色。

司馬遷的三個“野心”

《列傳》第七十篇是《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把自己寫進了《史記》里。太史公是他認為值得被載入史冊的一個人物。如果我們以這種角度來看，就不會單純地把《史記》第一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僅僅當作是作者自序而已。

如同記錄別人的傳記一樣，司馬遷在自序中彰顯了兩件事：第一，憑什么這個人值得被寫進歷史；第二，這個人有哪些方法論。司馬遷寫到，太史公最重要的成就是寫了《史記》，并著重提到了他的家世背景和責任感。司馬家世代都是史家，這個傳統(tǒng)可以上溯到西周；另外，他有強烈的責任感和野心，要用這本書來完成這幾件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一、寫歷史就要“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之后的大部分史書雖然被稱作正史，但品質良莠不齊。而司馬遷在《史記》的呈現(xiàn)標準、表現(xiàn)形式方面都可以驕傲地說：“這些都是我設計出來的?！彼抉R遷在《史記》里借用董仲舒寫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和目的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政治標準，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

司馬遷認為作為一個史家有責任和權力用筆指出，在天子之上有更高的權威，那便是“以達王事而已矣”。斥責天子、貶抑諸侯、聲討大夫，不過是為了闡明王道罷了。這就叫做一家之言。

二、通古今之變。在時間長河中，不僅要看單一事件的來源、發(fā)生、變化，還要把眼光拉高，看長時段里的人在集體行為中如何運用權力，組構社會，進行交易。這類集體的行為，在更長的時間周期里必然有一種特別的模式，我們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還是分析今人，都能夠有一種超越時間的眼光。

《史記》包含五個部分：本紀、世家、表、書、列傳。其中“世家”記載的是貴族和諸侯王們的歷史。貴族的身份與周代建立的封建制度有關，依照對于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換作一般人寫“世家”，一定是從周公開始講起，但《史記》偏偏從《吳太伯世家》寫起。吳太伯是太公的兒子，因為知道四弟季歷比自己能力好，更適合把周朝文化和封地發(fā)揚光大，他就帶著三弟離開了周原，他把權力讓給了更合適的人。司馬遷想通過這個故事傳遞一個信息：人面對權力時最高貴的態(tài)度不是濫用權力，而是讓渡權力，把權力給到更值得擁有的人，這是一種美德。

此外，司馬遷在《史記》里寫了很多君王之側的人。這類人本身不是掌權者，卻極力討好、諂媚國君，覬覦權力；他們的人格跟吳太伯正好相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酷吏。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司馬遷多次談到一個關鍵詞：“上以為能”?；实塾X得他們很有能力，這里的皇帝指的是司馬遷所在時代的漢武帝。漢武帝是一個非常容易表現(xiàn)出好惡的人，他喜歡聽人贊美他，喜歡別人揣測他的想法，并且在不需要他出面和發(fā)言的情況下，幫助他整肅不喜歡的人。

從《史記》目錄來看，我們發(fā)現(xiàn)有兩篇文章似乎可以對應閱讀：一篇是《酷吏列傳》，另一篇是《循吏列傳》。為什么司馬遷在《史書》中偏偏不把這兩章放在一起呢？如果我們將這二者對照來看就會覺得更奇怪：《循吏列傳》寫的是東周時代的人物，《酷吏列傳》則是從漢景帝重用的官員郅都開始講起。換句話說，兩章的時代完全對不上。司馬遷這么做當然別有深意：他就是要告訴我們，漢武帝當朝時期政治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創(chuàng)造了集體性的酷吏，這種情況并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

三、究天人之際。“天”是龐大的、集體的和外在的背景與力量，比如說命運，這是個人沒有辦法轉移的，這些因素不是司馬遷要探索或記載的。司馬遷要記錄的是人，一個人如何思考、如何選擇、如何作為、如何承擔責任。

《本紀》記載的是最高權力者的故事和歷史，司馬遷卻偏偏沒按朝代更迭表上的次序來寫。秦是被漢給滅亡的嗎？司馬遷認為滅亡秦的是自封為西楚霸王的項羽。漢高祖的成就是打敗了楚，建立了漢朝，我們不應在歷史上抹掉項羽的貢獻。因此，他寫完《秦始皇本紀》之后寫的是《項羽本紀》，然后才是《高祖本紀》。

為什么項羽會敗給劉邦？司馬遷有非常清楚的評斷。項羽敗走垓下，在烏江邊仰天長嘆道，“此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边@是項羽給自己的評價和安慰：不是我打不贏劉邦，是上天要亡我。但司馬遷對這句話持批判態(tài)度。

跟漢高祖劉邦相比，項羽的天資非常好，他是天之驕子、楚國之后。司馬遷在《史記》里一步步追溯了項羽犯下的錯誤：六國時代已經(jīng)結束，項羽卻沒有意識到要面對一個新的時代，等他打進咸陽城之后犯下了一連串的錯誤，比如說不遵守諾言、不會用人，等等，從而導致了在楚漢相爭中劉邦取得了勝利。在司馬遷看來，作為一個史學家要有書寫和聲張歷史的責任，必須給予歷史人物以公允的評斷。

如何讀懂《史記》所蘊含的深情的歷史精神？在我看來，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不止于精彩的文辭和令人稱嘆的人物故事，也不止于用52萬字撰寫一部從遠古文明到其所處時代社會通史的雄心壯志，他的史學觀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也超越我們一般的觀念。司馬遷希望整理從他所處時代往前能夠追索到的所有人類的經(jīng)驗，從而起到以古鑒今的作用。

司馬遷如此獨特，以至于我們要了解中國史學的精神，一定要回到司馬遷。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體會何為歷史？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歷史？在回答這些問題上，司馬遷似乎比后來的中國史家都更勇敢、更負責、更深刻。在接下來的幾千年里，甚至沒有人能夠追隨或者超越司馬遷，這或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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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作家、文學評論家。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師從杜維明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社會人類學，著有《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本文編輯整理自楊照先生在中歐北京校區(qū)“合聚課堂”上的演講“向司馬遷學習深情的歷史精神：閱讀《史記》”，已經(jīng)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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