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美關系面臨挑戰(zhàn)，冷戰(zhàn)話語復蘇，觀察者網楊晗軼近期遠程連線采訪了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約翰·米爾斯海默。采訪全程超過一個半小時，觀察者網將以視頻形式分段發(fā)布采訪精華內容，并在此基礎上以文字形式發(fā)布采訪全文。

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

采訪 觀察者網 楊晗軼

（接上文）

觀察者網：中國學者總喜歡說中美關系不是零和博弈，說中美可以在一些事務上合作，但現在越來越多人傾向于將中美在許多領域的關系描述為零和博弈。有人拿美蘇冷戰(zhàn)與當下的中美關系作比較，您認為中美是否已經處于冷戰(zhàn)當中，還是正在滑向冷戰(zhàn)？

米爾斯海默：鑒于現在中美在新冠病毒上爭執(zhí)不休，看上去我們已經處于冷戰(zhàn)當中了。我認為在疫情爭議出現之前，人們還能爭辯中美是否真的處于冷戰(zhàn)當中，但事到如今我認為兩國冷戰(zhàn)已經相當明顯了?？纯粗袊虾５能娛戮謩菀呀涀兊孟喈斂刹?，中美雙方幾乎懟在對方臉上；經濟方面兩國關系十分緊張；再加上關于大流行病的指責，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危險的局面，由于疫情的原因它惡化得比我想象的更快，我知道終究會走到這一步，但我本以為不至于這么快。

觀察者網：許多人指出，即使中美兩國進入冷戰(zhàn)，這種關系也不同于當初美國和蘇聯的關系，因為美蘇都是高度意識形態(tài)掛帥的國家，都代表著一種方向、一種生活方式，而它們都想把這一切強加于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頭上。美蘇之間的競爭主要在軍事領域，是國防和安全的競爭。蘇聯的經濟規(guī)模遠遠不如美國。您認為美蘇冷戰(zhàn)和中美關系相比的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米爾斯海默：我們說過，一大相似點在于蘇聯地理上處于歐洲和亞洲，它的威脅在于可能成為亞歐大陸地區(qū)的霸主，美國作為地區(qū)外的遙遠大國，進入亞歐大陸阻止這一情況變?yōu)楝F實。如今中國面臨類似的情況。盡管中國在地理上只處于亞洲，但美國認為它可能主導亞洲因而將其視為威脅，所以美國要來亞洲以遏制蘇聯的方式遏制中國。但你說得對，兩者的確存在差異。我接下來要指出四大主要差別。

第一，美國和蘇聯的競爭是二戰(zhàn)剛剛結束時開始的，那是現代史上最血腥的災難，蘇聯承受了巨大的打擊，正因如此美國、特別是蘇聯，都厭倦了戰(zhàn)爭，它們都不愿打仗。再看今天的中美兩國，從你的評論中可以看出，中國覺得自己正在崛起，中國認為自己理應獲得一席之地，中國并不厭戰(zhàn)。因為它從1979年開始就沒打過仗，而那一仗根本不算什么大仗，中國人真正上一場大仗還是跟美國打的朝鮮戰(zhàn)爭。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差別，中國不像蘇聯那么厭倦戰(zhàn)爭。

第二點是地理。蘇聯和美國的競爭是圍繞著歐洲、圍繞著德國展開的。它可能發(fā)展成一場卷入雙方的陸上戰(zhàn)爭，冷戰(zhàn)時期我們把注意力投向中歐前線，相互攀比陸軍、空軍以及核武庫規(guī)模。今天亞洲的情況大不相同，沖突的戰(zhàn)場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區(qū)，比如南海、臺海和東海。我們不太可能在亞洲打大規(guī)模陸上戰(zhàn)爭。我認為這很重要，因為它使當前中美之間比美蘇冷戰(zhàn)時期更有可能爆發(fā)戰(zhàn)爭，畢竟沖突將發(fā)生在海上而不是歐洲心臟地區(qū)。

第三點是關于經濟的。中美兩國之間有密切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中國與韓國等國家之間也是如此。冷戰(zhàn)時期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交流，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經濟世界里。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四點，關于意識形態(tài)我和你的看法不太一樣。共產主義對蘇聯而言，自由民主對美國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當然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的較量。你可以說中國不像蘇聯那樣高度信仰共產主義，所以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或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并不是中美競爭的一部分。但我也可以用民族主義來反駁你，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非常高漲，同樣，信奉美國例外主義的美國人也有極強的民族主義傾向，美國人和日本等國家的人同樣民族主義，但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尤其強烈，對受到輕侮這件事特別敏感。這種民族主義和現實政治一結合，很可能產生麻煩。所以歸根結底中美競爭和美蘇競爭其實并沒有那么不同，盡管后者圍繞著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競爭這一維度。

美蘇爭霸漫畫

觀察者網：您提到這四點里，第一點缺乏厭戰(zhàn)情緒和第四點民族主義都使情況聽起來愈發(fā)危險，它們使中美更可能爆發(fā)沖突，不過您第三點提到中美兩國之間以及亞太國家之間都存在經濟相互依存關系，或許這能夠成為地區(qū)維持和平的基礎。您提到美國和蘇聯處于兩個不同的經濟世界，如今美國似乎希望和中國反向而行，許多人提出要跟中國經濟脫鉤。特別是當前這場疫情使許多美國人質疑是否應該繼續(xù)走生產鏈供應鏈全球一體化的道路，還是應該把生產線收回美國周邊地區(qū)乃至美國本土，不要所有東西都指望中國生產。這種想法會不會加劇中美之間的競爭？

米爾斯海默：我講幾點。首先，我可能已經說了130遍了，中國無法和平崛起，這話我在中國講了也不下30次。每次我這么說的時候，人們反駁我的主要論據就是經濟相互依存。他們總說：“約翰你錯了，中美不會沖突，因為它們經濟相互依存”。這是第一點。我認為這種局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歐洲，而不是冷戰(zhàn)時期，一戰(zhàn)之前歐洲充斥著安全競爭，它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但同時歐洲也有大量經濟交流或者說有深厚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可這并沒有避免戰(zhàn)爭。我的意思是，盡管有人強調脫鉤，中美仍將維持深厚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然而總的來看我并不覺得它是維持和平強有力的因素，我認為安全終究比經濟繁榮更重要，所以我并不覺得經濟相互依存關系有多么重要。我不是說它完全沒用，可能有時候有一點用，我也不想說的太絕對。

觀察者網：美國認為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國，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越來越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犧牲品。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社會至少某些階層，比如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從全球化里獲取了巨大利益。您認為全球化雖然不會逆轉，但無論經濟相互依存關系再怎么深化，經濟交流都無法阻止中美展開激烈的安全競爭，這對兩國而言構成了重大風險。我這樣理解對嗎？

米爾斯海默：對的，我還要補充一點，經濟領域也會有競爭，經濟將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的局面，我不是說經濟只有交流合作。美國將盡其所能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種事現在正在發(fā)生。特朗普政府試圖降低中國經濟增速和科技發(fā)展速度，美國不想讓華為成為世界舞臺上頂級企業(yè)，想拖它的后腿，現在就是這么個情況。但中美兩國在某些領域還是會合作。

觀察者網：看起來情況相當嚴峻，但從有沒有好的一面呢？以美蘇冷戰(zhàn)來看，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使英國工會影響力提升，階級平等觀念促進了美國的民權運動。那么中美兩國的安全和經濟競爭會不會產生類似的正面結果呢？它預期之外的后果會使世界其他國家人民過得更好還是更糟？

米爾斯海默：這可能產生眾多難以預料的后果，有好有壞，但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這種局面對世界各國都是悲劇，如果中美能夠合作情況會好得多。我寫了《大國政治的悲劇》，我認為這種局面正是一場悲劇，如果中美兩國真的打起來兵戎相見，那絕對是最大的悲劇。

觀察者網：如果我們考慮雅典和斯巴達這一對古典案例，它們相互爭斗得很厲害，可在來自外部的共同威脅即波斯人面前，它們也能結成同盟。如果我們能夠將某些威脅或挑戰(zhàn)視作人類共同的威脅或挑戰(zhàn)，中美就不能達成合作嗎？

米爾斯海默：我說幾點，首先回到冷戰(zhàn)，冷戰(zhàn)早期美蘇曾一度面臨共同威脅，那就是德國。要知道美蘇曾經是盟友，它們聯合起來打敗了納粹德國。冷戰(zhàn)初期，如何對待德國是美蘇雙方非常關切的一件事，這個第三方非常關鍵。

觀察者網：接下來我想問的是遏制中國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冷戰(zhàn)時期美國整個國家都被動員起來，大家都把蘇聯視作巨大的威脅，然而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美國內部存在嚴重的分歧和碎片化現象，社會各個群體對國家方向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各種政治力量怎么會聯合起來針對中國？我不是在質疑民主和共和兩黨遏制中國的共識，我問的是美國民眾在中國問題上與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意愿和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米爾斯海默：我想你已經看到了，美國民眾愿意接受強硬的對華政策。自從2011年希拉里?克林頓宣布轉向亞洲以來，美國政府朝著遏制中國的方向越走越遠，在國內沒有遇到什么阻力。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毋庸置疑，美國必將留在東亞極力遏制中國，最關鍵的問題在于美國是否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從美國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現來看，其能力不容樂觀，特朗普政府的表現相當糟糕。再看看特朗普政府是怎么處理美國與東亞盟友之間關系的，比如我們與日韓的關系，那是相當的笨拙。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在聯眾制衡中國方面做得非常糟糕，這對中國而言是好消息。美國曾經有極強的軟實力，曾經非常善于使用外交工具爭取盟友以及與它們合作，如今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很差。我要說的是，美國不會撤出亞洲，美國內部有再多問題，也不會消減它插足亞洲事務的決心。你可以說正因為美國國內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選出了一個特朗普，作為白宮之主他不擅長管理對外政策，不擅長對華遏制政策，然而美國采取這些政策本身是無可避免的。

中美貿易談判本質上是一場政治較量。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觀察者網：所以您認為當前美國政府采取的對抗性政策符合美國民眾的共同意志？

米爾斯海默：是的。我?guī)缀蹩床坏绞裁捶磳σ庖?。美國人會怎么做呢？美國人會把中國描繪成不共戴天的死對頭，用夸張的手法歪曲中國，使它看起來更加危險；中國也會用同樣的做法對付美國。在安全競爭當中，雙方必然開動宣傳機器把對手說成是邪惡的，把自己說成是善良的。事情幾乎每次都會發(fā)展成這樣。

觀察者網：這個情況我也知道，但從您嘴里說出來仍然令我感到難過。

米爾斯海默：這也令我感到難過，這是一場悲劇。問題在于你要問問自己，這是否正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觀察者網：我想中美兩國都愿意承認當前這種現實，但我們仍然想管控風險，建立某些風險管控機制，首先就是辨別中美關系里的潛在爆點。您提到了臺灣地區(qū)、東海和南海，中國可能和某些國家存在領土爭議。您認為美國會在什么情況下決定采取干預行動，使冷戰(zhàn)變成熱戰(zhàn)？哪些情境可能觸發(fā)美國的這種行動？

米爾斯海默：這很難說，或許中國大陸被臺灣地區(qū)當局的某些行為激怒，或者被美國與臺灣地區(qū)發(fā)展關系的某些行為激怒。比如美國可能幫助臺灣地區(qū)當局增強軍事能力，觸怒中國大陸，其回應方式不一定是對臺灣地區(qū)發(fā)起攻擊，也可能是其他軍事行為，進而產生危機，導致中美相互攻擊。這種情況一點不難想象。

觀察者網：我不想表現得自以為是，但美國五角大樓已經在一系列戰(zhàn)爭游戲中模擬過中美交戰(zhàn)的情景，從新聞報道來看，這些戰(zhàn)爭游戲模擬了中美在臺?；蚰虾１l(fā)沖突可能出現的實際戰(zhàn)況。美國軍方已經模擬過十多次這樣的作戰(zhàn)，在中國家門口作戰(zhàn)，結果統統以美國失敗告終。誠然，美國軍事力量遠遠超過中國，但中國大力發(fā)展反介入/區(qū)域拒止能力，所以中國越來越自信能夠在家門口形成足夠的威懾力量或者戰(zhàn)勝進犯的外敵。如果中國清楚自己的能力，美國軍方也清楚中國的能力，那么雙方怎么會放任小摩擦升級為小規(guī)模戰(zhàn)爭乃至全面戰(zhàn)爭？這種情況為什么還會發(fā)生？

米爾斯海默：我不相信新聞對這些戰(zhàn)爭游戲的描述。五角大樓總喜歡夸大美國受到的威脅，在我印象里他們一直說美國會輸，因此必須花更多錢。五角大樓才不會說我們一切都好，已經戰(zhàn)無不勝了，這不是它的行事方式。另外，勝負在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觀察者網：正是！勝負究竟是什么意思？中美兩個大國真的打起來，對兩國人民來說都是巨大的悲劇，為什么還要走上這條道路？這種悲劇后果雙方都承受不起。

米爾斯海默：也許吧，希望你是對的。但如果你對我說，模擬戰(zhàn)爭游戲全部以美國失敗告終，那么我要問你，失敗是什么意思？怎么個失敗法？別忘記最重要的一點，中美兩國都有核武器。所以如果你說雙方分出勝負，你得說清楚是常規(guī)戰(zhàn)還是核戰(zhàn)爭。

觀察者網：如果兩國已經到了相互使用核武器的地步，接下來——如果說世界還有未來的話，美國在亞洲的卓越地位也不會存在了，雙方都被夷為平地，為什么還要走到這一步呢？

米爾斯海默：不，使用核武器并不意味著兩國會把彼此變成彌漫著放射性塵埃的廢墟。話不能這樣說。假設中國贏不了常規(guī)戰(zhàn)而對美國使用核武器，多半也只會對南海地區(qū)的目標丟一兩枚核彈。這叫有限使用核武器，不是要把對方徹底夷為平地。這一點要注意。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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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海默：我們當初對中國太好，現在自食其果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訂協議；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批準我國為正式成員；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入世”，年底將迎來紀念活動的高潮。

但20年后的今天，中美關系卻處于低谷。美國政界、學界在進行所謂的“反思”：接觸政策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美方近期一方面屢屢挑戰(zhàn)中國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表示美中關系“不是新冷戰(zhàn)”，不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對“接觸”政策核心目標的背離？

著名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外交》雜志11/12月刊上發(fā)表文章《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悲劇》，批評“接觸”政策，認為美國迷信“自由民主必勝”，違背了現實主義邏輯。

然而，這位現實主義學者，并未能從當時國際與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現實出發(fā)，客觀分析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只是一味歸結于政策失誤。他還將中國入世，視為美國的“允許”，而無視那是艱苦談判后、至少在當時看來互惠互利的結果。

米爾斯海默作為嚴肅學者，長期堅持其“現實主義”理論，但也要看到，部分美方政客試圖進一步惡化中美關系，有可能借用其理論作為“依據”。了解其新近論述，仍有現實意義，觀察者網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 米爾斯海默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這是一個重大的選擇。三十年前，冷戰(zhàn)結束，美國贏了。它當時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掃視四界的威脅，美國的決策者似乎沒有什么值得擔心的——尤其是中國，一個十多年來一直與美國共同對抗蘇聯的弱小國家。

但也有一些不祥的跡象：中國的人口幾乎是美國的五倍，而且其領導人已經接受了經濟改革。人口規(guī)模和財富是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變得更加強大。由于一個更強大的中國肯定會挑戰(zhàn)美國在亞洲乃至其他地區(qū)的地位，因此美國合乎邏輯的選擇應該是很明確的：減緩中國的崛起。

相反，美國鼓勵中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被關于“自由主義必勝”和“大國沖突過時”的錯誤理論所迷惑，都奉行接觸政策，旨在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裕。

華盛頓推動對華投資，歡迎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中國入世，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然，這些幻想從未實現。中國不但沒有在國內接受“自由價值觀”，沒有在國外接受現狀，反而在崛起時變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觸并沒有促進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和諧，反而未能阻止競爭，并加速了所謂“單極時刻”的結束。

今天，中美陷入一場只能稱為“新冷戰(zhàn)”的激烈的安全競爭，涉及雙方關系的方方面面。與最初的冷戰(zhàn)相比，這種競爭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考驗更大，因為中國很可能是比鼎盛時期的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而且，這場冷戰(zhàn)更有可能升溫。

這一切都不足為奇。中國正在按照現實主義的預測行事。誰能指責中國領導人謀求主導亞洲，并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當然不是美國，它追求類似的進程，崛起成為本地區(qū)的霸主，并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今天，美國的行為也正如現實主義邏輯所預測的那樣。長期以來，它反對其他地區(qū)霸權的出現，將中國的野心視為直接威脅，并決心遏制中國的持續(xù)崛起。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競爭和沖突。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然而，本可以改變的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和程度。如果美國決策者在單極時期考慮均勢政治，他們會試圖減緩中國的增長并最大限度地擴大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實力差距。但一旦中國富裕起來，美中“冷戰(zhàn)”就不可避免了。

“接觸”可能是任何國家在近代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戰(zhàn)略失誤：一個大國積極促進同等的競爭對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論的例子?，F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來改變，已經太晚了。

現實主義的基本知識

1960年代中蘇分裂后不久，美國領導人明智地將中國融入西方秩序并幫助其經濟增長，認為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將能夠更好地幫助遏制蘇聯。但隨后冷戰(zhàn)結束，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再需要盯著莫斯科，美國決策者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該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75分之一。但鑒于中國的人口優(yōu)勢，如果其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快速增長，它可能會在純粹的經濟實力上超過美國。簡而言之，日益富裕的中國對全球力量平衡的影響是巨大的。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為經濟巨人的前景是一場噩夢。這不僅意味著單極的終結；一個富裕的中國肯定也會建立強大的軍隊，因為人口眾多的富裕國家總是將其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中國幾乎肯定會利用這支軍隊在亞洲謀求霸權，并將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區(qū)。一旦這樣做，美國將別無選擇，只能遏制（如果不是試圖削弱）中國的力量，從而引發(fā)危險的安全競爭。

為什么大國注定要競爭？首先，沒有更高的權威來裁決國家之間的爭端或在受到威脅時保護它們。此外，任何國家都無法確定對手——尤其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對手——不會攻擊它。競爭對手的意圖很難預測。

各國認為在無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為最強大的參與者，這在實踐中意味著成為自己地區(qū)的霸主，并確保沒有其他大國主導該地區(qū)。

這種現實主義邏輯從一開始就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早期的總統及繼任者們努力使美國成為西半球最強大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取得地區(qū)霸權后，美國在阻止四個強國稱霸亞洲或歐洲方面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它幫助在一戰(zhàn)中擊敗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二戰(zhàn)中擊敗了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并在冷戰(zhàn)期間遏制了蘇聯。

美國對這些潛在的霸主憂心忡忡，不僅因為它們可能變得強大到足以涉入西半球，還因為這將使華盛頓更難在全球范圍內投射力量。

中國正在按照同樣的現實主義邏輯行事，實際上是在模仿美國。它想成為其后院最強大的國家，并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希望建立一支藍水海軍，以保護其從波斯灣獲取石油的路徑。它希望成為先進技術的領先生產商。它想建立一個對它的利益更有利的國際秩序。一個強大的中國放棄追求這些目標的機會是愚蠢的。

大多數美國人不承認北京和華盛頓遵循相同的劇本，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崇高的“民主”國家，與中國等國家的行為不同。但這不是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

所有大國，無論是否“民主”，都別無選擇，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游戲中爭奪權力。這一迫切需要在冷戰(zhàn)期間激勵了兩個超級大國。它激勵著今天的中國，即使它是一個“民主”國家，也會如此。這也激勵了美國領導人，使他們決心遏制中國。

即使有人拒絕這種強調結構性力量推動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說法，美國領導人仍然應該認識到，在所有國家中，將中國變成大國是一種會招來麻煩的做法。

畢竟，它長期以來一直尋求以對自己有利的條件解決與印度的邊界爭端，并在東亞懷有廣泛的“修正主義”目標。中國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決臺灣問題，從日本收回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列島），并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區(qū)——這些目標注定會遭到中國鄰國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說美國了。中國一直有“修正主義”的目標；錯誤在于，讓它變得強大到足以針對這些目標采取行動。

未選擇的道路

如果美國政策制定者接受現實主義的邏輯，他們本可以采取一套直接的政策來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保持中美之間的貧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極不發(fā)達，未來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的技術和資本。作為當時的經濟和政治巨人，美國處于阻礙中國崛起的理想位置。

從1980年開始，美國總統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這一稱號賦予中國最好的對美貿易條件。這種偏袒本應隨著冷戰(zhàn)而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領導人本應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對中國施加更嚴厲的條款。即使協議對美國不利，他們也應該這樣做；鑒于中國經濟規(guī)模較小，它受到的打擊將比美國經濟大得多。

相反，美國總統不明智地每年都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2000年，美國將這一地位永久化，使錯誤進一步加重，這顯著降低了華盛頓對北京的影響力。第二年，美國再次失誤，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放，中國企業(yè)擴張，產品更具競爭力，中國變得更加強大。

除了限制中國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美國還應該嚴格控制美國尖端技術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個十年的初期會尤其有效，當時中國公司主要是復制西方技術，而不是自己創(chuàng)新；拒絕中國獲得航空航天和電子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幾乎肯定會減緩其經濟發(fā)展。

但華盛頓讓技術不受限制地流動，允許中國挑戰(zhàn)美國在關鍵創(chuàng)新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壁壘的錯誤，在1990年投資規(guī)模還很小，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迅速增長。

如果美國在貿易和投資上采取強硬態(tài)度，中國肯定會轉向其他國家尋求幫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國不僅生產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術，而且還擁有多種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來說服其他國家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的立場。作為限制中國在全球貿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華盛頓本可以集結日本和臺灣地區(qū)等盟友，提醒他們強大的中國將對其構成生存威脅。

鑒于其市場改革和潛在的大國力量，盡管美國采取這些政策中國仍會崛起，但它會在更晚的時候成為一個強國。而當這一幕實現時，它仍將明顯弱于美國，因此無法謀求地區(qū)霸權。

因為在國際政治中，相對而非絕對的實力才是最重要的?，F實主義的邏輯表明，美國決策者應該將減緩中國經濟增長的努力，與維持（最好是加強）對中國的領先地位結合起來。

美國政府本可以在研發(fā)上投入巨資，為保持美國掌握尖端技術所需的不懈創(chuàng)新提供資金。它本可以積極阻止制造商轉移到海外，以加強美國的制造業(yè)基礎并保護其經濟免受脆弱的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但這些謹慎的措施都沒有被采納。

美國的幻想

鑒于1990年代華盛頓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義必勝”的觀念，現實主義思想幾乎不可能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通過傳播“民主”，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以及加強國際機構，可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全球和平與繁榮。

這種邏輯應用于中國時，定下了一種接觸政策，即美國將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希望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人們認為，中國甚至會成長為尊重權利的“民主”國家和負責任的全球行動者。與擔心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主義不同，“接觸”政策樂見中國增長。

對于這樣一個冒險的“接觸”政策，支持的廣度和深度是超乎尋常的，跨越了四屆政府。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戰(zhàn)結束之前就致力于與中國接觸。在政治風波后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布什辯稱，美中“商業(yè)往來（已）在本質上導致了更多的對自由的追求”，并且經濟激勵使民主化“不可阻擋” 。兩年后，當他因更新中國最惠國地位而受到批評時，他為接觸政策辯護，聲稱這將“有助于為民主變革創(chuàng)造氛圍”。

比爾·克林頓批評布什在1992年總統競選期間“溺愛”中國，并在進入白宮后試圖對北京采取強硬態(tài)度。但他很快改變了方向，在1994年宣布美國應該“加強和擴大與中國的接觸”，這將有助于中國“發(fā)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在經濟上不斷發(fā)展，而且在政治上不斷成熟，以便保護人權”。

1992年第三場總統選舉辯論，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克林頓率先說服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奠定了基礎。“如果你相信中國人民會有更大的開放和自由，”他在2000年堅持說，“你應該支持這個協議?！?/p>

喬治·W·布什也支持將中國帶入全球經濟圈，作為總統候選人承諾“與中國的貿易將促進自由”。在上任的第一年，他簽署了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地位的公告，并為引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邁出了最后一步。

奧巴馬政府更是如此?！白詮奈覔慰偨y以來，我的目標一直是以建設性的方式與中國接觸，管理我們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擴大合作機會，”奧巴馬在2015年表示，“而且我一再說過，我相信中國的發(fā)展符合美國的利益?！?/p>

有人可能認為，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2011年公布的“轉向亞洲”政策代表著從接觸向遏制的轉變，但這是錯誤的。她是一位堅定的接觸支持者，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為“轉向亞洲”給出了些理由，其中充滿了關于開放市場優(yōu)點的自由主義言論。“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彼龑懙?。此外，除了在澳大利亞部署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外，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步驟來實施嚴肅的遏制戰(zhàn)略。

美國商界也廣泛支持接觸政策，他們將中國視為制造基地和巨大的市場，擁有超過10億的潛在客戶。美國商會、商業(yè)圓桌會議和全國制造商協會等貿易團體進行了時任美國商會主席托馬斯·多諾霍（Thomas Donohue）所說的“不間斷游說閃電戰(zhàn)”，以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媒體的領軍人物也接受了接觸政策，包括《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委員會。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道：“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沒有其他機構、組織的參與——從有效的證券和交易委員會到獲得法治支持的自由和負責任的媒體，中國領導人根本無法控制和監(jiān)管其蓬勃發(fā)展的自由市場，或者防止小人物受騙后參與反政府暴動。而這些機構是和自由市場天然在一起的?！?/p>

接觸政策在學術界同樣受歡迎。很少有中國專家或國際關系學者質疑，幫助北京變得更強大是否。要觀察外交政策機構對接觸的壓倒性支持，最佳指標也許是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他們分別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冷戰(zhàn)時期最杰出的鷹派人物，但都支持該戰(zhàn)略。

接觸政策的捍衛(wèi)者辯稱，他們的政策有失敗的可能性。克林頓在2000年承認：“我們不知道它會走向何方?！眴讨巍·布什同年說：“沒有任何保證?！比欢?，像這樣的懷疑很少見。

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個接觸支持者預見到失敗的影響。他們相信，如果中國拒絕“民主”化，那只會是一個能力較弱的國家。沒有民主化卻變得更強大的前景似乎并未出現在他們的計算中。此外，他們認為現實主義政治是舊思想。

一些接觸支持者現在認為，美國是兩面下注，在與中國的友誼沒有蓬勃發(fā)展的情況下，同時尋求遏制和接觸?？肆诸D政府期間曾在五角大樓任職的約瑟夫·奈在2018年這樣寫道：“只是為了安全，我們制定了保險的政策，以免接觸政策賭輸了?！边@與美國決策者經常表示他們沒有遏制中國的說法不符。例如，1997年，克林頓將他的政策描述為“不是遏制和沖突”而是“合作”。但即使美國決策者悄悄遏制中國，接觸也會破壞他們的努力，因為這項政策最終將全球力量平衡轉向了有利于中國的一方。創(chuàng)造一個同等級別的競爭對手與遏制很難保持一致。

失敗的實驗

沒有人可以說，接觸政策未得到足夠多的發(fā)揮作用的機會，也沒有人可以說中國之所以成為威脅是因為美國未給其提供足夠的空間。隨著歲月的流逝，很明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

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但并沒有變成“自由民主”國家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相反，中國將自由主義價值觀視為對其國家穩(wěn)定的威脅，并且正如新興大國通常所做的那樣，正在推行越來越激進的外交政策。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接觸政策是一個巨大的戰(zhàn)略錯誤。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是兩位承認接觸政策失敗的前奧巴馬政府官員，現在正在拜登政府任職，正如他們在2018年所寫的：“華盛頓現在面臨著現代歷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p>

奧巴馬在擔任總統期間誓言對北京采取更強硬的立場，對其海洋主張?zhí)岢霎愖h，并在世貿組織內對其提起訴訟，但這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2017年，政策才真正改變。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后，他迅速放棄了前四屆政府所采用的接觸戰(zhàn)略，轉而尋求遏制。

正如當年發(fā)布的一份白宮戰(zhàn)略文件所解釋的那樣，大國競爭卷土重來，中國現在尋求“挑戰(zhàn)美國的實力、影響力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特朗普決心阻止中國取得成功，于2018年發(fā)起貿易戰(zhàn)，試圖削弱威脅美國技術主導地位的科技巨頭華為和其他中國企業(yè)。他的政府還與臺灣地區(qū)建立了更密切的關系，并挑戰(zhàn)了北京在南海的主張。第二次冷戰(zhàn)正在進行中。

考慮到拜登總統在擔任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和在奧巴馬政府里擔任副總統時，曾堅定地支持接觸政策，有人可能會預期他放棄遏制，恢復接觸。事實上，作為總統，他已經接受了遏制政策，并且和他的前任一樣對中國的態(tài)度強硬，在上任后不久就承諾與中國進行“極端競爭”。

國會也是如此。6月，參議院在兩黨的支持下通過了《美國創(chuàng)新與競爭法》。該法案將中國稱為“美國外交政策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挑戰(zhàn)”。美國公眾似乎也認同這一觀點：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fā)現，十分之九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實力是一種威脅。美中新的競爭不會很快結束。事實上，無論誰入主白宮，這種情況都有可能加劇。

熱戰(zhàn)的危險

接觸政策剩余的捍衛(wèi)者，現在將美中關系的螺旋式下降歸咎于那些一心想要制造美蘇式對抗的個人——前小布什政府官員羅伯特·佐利克把他們叫作“新冷戰(zhàn)斗士”，一切都是他們個人行為的結果。

在接觸支持者看來，進一步經濟合作的動機大于大國競爭的需要。共同利益勝過利益沖突。遺憾的是，接觸政策的支持者徒勞無功。第二次冷戰(zhàn)已經來了，當人們比較兩次冷戰(zhàn)時，很明顯，美中對抗比美蘇對抗更有可能導致一場熱戰(zhàn)。

兩種沖突之間的第一個對比點關乎能力。就潛在實力而言，中國已經比蘇聯更接近美國。1970年代中期，在其國力鼎盛時期，蘇聯對美國的人口優(yōu)勢很?。ú坏?.2比1）；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粗略的財富指標，幾乎是美國的60%。相比之下，中國現在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財富是美國的70%左右。如果中國經濟繼續(xù)以每年約5%的驚人速度增長，它最終將擁有比美國更大的潛在力量。

美蘇GDP對比，圖片來源：voxeu.org

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擁有大約3.7比1的人口優(yōu)勢。如果中國在2050年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大致相當于今天的韓國，那么中國的富裕程度將是美國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時達到美國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日本，它將是美國的2.3倍。憑借所有這些潛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國強大得多的軍隊，美軍還不得不從6000英里外來與中國軍隊比拼。

蘇聯不僅是比美國窮；即使在冷戰(zhàn)高峰期，它也仍然在試圖從納粹德國造成的可怕破壞中恢復。二戰(zhàn)期間，這個國家失去了2400萬公民，更不用說7萬多座城鎮(zhèn)和村莊、3.2萬家工業(yè)企業(yè)和4萬英里的鐵路。它沒有能力與美國作戰(zhàn)。相比之下，中國上一次打仗是在 1979 年（對越南），并在隨后的幾十年中成為經濟巨頭。

對蘇聯國家力量的另一個拖累，就中國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煩的盟友。在整個冷戰(zhàn)期間，蘇聯在東歐保持著龐大的軍事存在，并深入參與了該地區(qū)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它不得不與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作斗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經常挑戰(zhàn)莫斯科的經濟和安全政策。蘇聯人也忙于與中國打交道，后者在冷戰(zhàn)中途改變了立場。

這些盟友讓莫斯科頭疼，它使蘇聯領導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應對主要對手——美國。當代中國幾乎沒有盟友，除了在朝鮮問題上，中國與朋友的聯系遠不如蘇聯與他們的朋友那么緊密?？傊本┰趪H上有更大的靈活性。

意識形態(tài)動機呢？與蘇聯一樣，中國名義上由共產主義政府領導。但正如冷戰(zhàn)期間的美國人錯誤地將莫斯科主要視為共產主義威脅，正決心在全球傳播其“邪惡”的意識形態(tài)一樣，今天將中國描繪成意識形態(tài)威脅也是錯誤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產主義思想邊緣性的影響。約瑟夫·斯大林是一個鐵桿現實主義者，他的繼任者也是如此。美國人倒應該希望中國是“共產主義”的；那么它的經濟就會沉睡下去。

但中國確實存在一種“主義”，一種可能會加劇其與美國競爭的“主義”：民族主義。通常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在蘇聯的影響有限，因為它與共產主義相悖。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一直在蓄勢待發(fā)。

中國強調“百年國恥”，這使其民族主義特別危險。那一時期始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此后，中國成為大國的犧牲品，尤其是日本，但在中國的敘述中，美國也是加害者。這一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敘述的影響，在2012-2013年得以展現，當時中國和日本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發(fā)生小規(guī)模沖突，引發(fā)了中國各地的反日抗議活動。未來幾年，東亞地區(qū)安全競爭的加劇必將提升中國對日本和美國的敵意，增加爆發(fā)熱戰(zhàn)的可能性。

中國的地區(qū)野心也增加了戰(zhàn)爭的可能性。忙于從二戰(zhàn)中恢復并管理東歐帝國的蘇聯領導人基本上滿足于歐洲大陸當時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國堅定地致力于東亞的擴張議程。盡管中國的主要目標對其來說當然具有戰(zhàn)略價值，但它們也被視為神圣領土，這意味著它們的命運與中國民族主義息息相關。臺灣地區(qū)尤其如此：中國人對該島有一種情感依戀，這是蘇聯人對柏林從未有過的感覺，如果讓華盛頓承諾捍衛(wèi)它，會使戰(zhàn)爭風險變大。

最后，新冷戰(zhàn)的地理環(huán)境比舊冷戰(zhàn)更容易發(fā)生戰(zhàn)爭。盡管美蘇對抗的范圍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歐洲的鐵幕，雙方都擁有配備數千枚核武器的龐大陸軍和空軍。歐洲發(fā)生超級大國戰(zhàn)爭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雙方的決策者都了解核升級的可怕風險。沒有一個領導人愿意引發(fā)一場可能會摧毀他自己國家的沖突。

在亞洲，沒有像鐵幕那樣清晰的分界線來錨定。相反，有一些潛在的沖突是有限的，并且會涉及常規(guī)武器，這使得戰(zhàn)爭成為可考慮的選項。它們包括爭奪對臺灣、南海、釣魚島以及中國與波斯灣之間的海上航線的控制權。這些沖突將主要發(fā)生在敵對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之間，在開闊水域進行；在爭奪島嶼控制權的情況下，小規(guī)模的地面部隊可能會參與其中。即使是可能讓中國投入兩棲部隊的臺灣地區(qū)爭奪戰(zhàn)，也不會涉及龐大的核武裝的相互碰撞。

這并不是說這些有限的戰(zhàn)爭情景是可能的，但它們比假設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更合理。盡管如此，人們不能假設如果北京和華盛頓因臺灣地區(qū)或南海而發(fā)生沖突，不會升級到核戰(zhàn)爭。

的確，如果一方損失慘重，至少會考慮動用核武器來挽救局面。一些決策者可能會得出結論，只要襲擊發(fā)生在海上并且不影響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國的領土，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會出現不可接受的升級風險。在新冷戰(zhàn)中不僅更有可能發(fā)生大國戰(zhàn)爭，而且核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美國制造的競爭對手

盡管人數減少了，但接觸政策的倡導者仍然存在，他們仍然認為美國可以與中國找到共同點。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國觀察人士還簽署了一封致特朗普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拒絕接受北京構成威脅的觀點?！霸S多中國官員和其他精英都知道，與西方采取溫和、務實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國的利益，”他們寫道，然后呼吁華盛頓“與我們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開放和繁榮的世界，其中中國會獲得參與的機會”。

但大國就是不愿意讓其他大國以犧牲自己為代價而變得更強大。這種大國競爭背后的驅動力是結構性的，這意味著無法通過明智的決策來消除這個問題。唯一可能改變潛在動態(tài)的，將是一場阻止中國崛起的重大危機——考慮到該國長期以來的穩(wěn)定性、能力和經濟增長，這種可能性似乎不太會實現。因此，一場危險的安全競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可以通過避免戰(zhàn)爭來管理這種競爭。這將需要華盛頓在東亞維持強大的常規(guī)力量，以說服北京相信一場武裝沖突最多只能帶來得不償失的勝利。通過說服對手無法快速取得決定性勝利，從而阻止戰(zhàn)爭。

此外，美國決策者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以及中國領導人——戰(zhàn)時核升級的可能性始終存在。畢竟，核武器是終極威懾力量。

華盛頓還可以努力為這種安全競爭制定明確的道路規(guī)則——例如，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軍事沖突的協議。如果每一方都明白越過對方的紅線意味著什么，戰(zhàn)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競爭所固有的危險。但這是美國為曾經無視現實主義邏輯、將中國變成決心在各個方面挑戰(zhàn)它的強國，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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